（二）现行专利法无法解决多主体分别实施侵权问题 1.我国专利法中没有关于多方主体侵权的具体条款 我国现行专利法并无二人以上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及其责任的具体规定，按照特殊法没有规定适用一般法的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专利侵权判定主要适用民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则。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以公权力为调整对象，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公共行政组织，进行程序和实体上的事前与事中控制;允许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事后救济。在平台的公共责任方面，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均确立了避风港规则。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分法，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已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74] 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这两项价值内生于网络社会，也将伴随其永久存在和发展。在沈阳诉杭州网易雷火科技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不仅是网络的服务者，还是管理者和维护者，有权单方采取封号措施。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赢者通吃效应可能形成平台一家独大甚至大到不能倒的局面，使得有效的市场竞争难以真正存在，平台滥用私权力的现象仍将经常发生。[49][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85页。
加上数字经济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时常形成寡头局面，用户受到锁定效应的影响，往往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79] 平台应合理审慎地行使私权力，遵守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应对平台私权力运行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的看门人主体责任。同时，鉴于监察机关没有规章制定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得通过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授权前述机构制定所谓规章性质的文件。
{3}马岭教授认为，人大监督监察委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行：第一，通过规定报告工作来监督。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在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职权的同时，也对监察法规的备案问题进行了规定。总之，上述关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区分值得借鉴，这大致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能力，也较好尊重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最高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从法理上讲，此种解释与监察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四是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属于监察工作中具体应用监察法规问题的解释。
其次，对于构成对监察相对人基本权利一般限制的规定，例如有关冻结、扣押、查封等调查措施的规定，对公职人员轻处分的规定，建议采取中度审查标准，可以进行实质性审查，要求达到合乎事理并可以支持。（一）监察委员会不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宪理基础 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当中，只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和各级监察委员会不必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只是各级监察委员会仍需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8}叶海波教授认为宪法根本规范下国家监察权具有有限性。在起草和备案审查程序上，上级监委审查具有以下独特优势：一是可以同时针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原则规则、是否符合中央及国家大政方针展开审查。
从长远看，可以从统一备案审查基准、加速出台《宪法解释程序法》、优化公民提起审查建议的方式、构建党规国法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方面加以考虑。有鉴于此，建议在合宪性审查及双重备案审查之外，增设准备案机制，即向相应行政机关抄送有关文件（报而不审）。考虑到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并未涉及监察解释有关事项，故而此种解释不同于《立法法》明确规定的司法解释，仅属准法律规范。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系统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四）如何确定审查程序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针对监察法规之审查，仅规定了监察法规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可见有权机关对规章的审查包含适当性审查。
{6}童之伟教授认为应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设立监察监督委员会，其具体职责可设定为：审议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议案。但有以下两点需注意：其一，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发布之前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不宜直接认定为监察法规，否则将逃避相关审查。
与此同时，考虑到监察机关人事任免的特殊性,在罢免地方监察机关副主任及以上级别领导人员的时候，有必要报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从实践来看，前两种启动程序收效甚微。其二是既可以针对监察委员会，也可以针对监察委员会各部门。询问和质询监督属于针对具体事项的纠错监督，监督的刚性相对较强。同时，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为此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根本遵循，亦即监察改革的内容不得与人大制度的核心内涵有所抵触和违背。进一步考虑，过度预设公民义务或限制公民权利，有关规范缺乏必要法律依据，等等，其实也属于与法律相抵触。
这些特殊性至少有：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实行合署办公的体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委员会的办案活动具有一定的保密性，等等。为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功能优化的原则，厘清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与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这是监察理论研究中需要持续努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最后，适当性审查要求监察法规、监察规范性文件不存在明显的不恰当、不合理、不公平。实践中还有以下问题需要具体研究： 第一，进一步明确监察规范性文件的类型和表现形式。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并经其批准制定的监察法规，是否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如果审查，这是否存在自我监督之嫌？由此引发的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当下我国理论尚无法解决而在实践中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3.对于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和派驻机构自行制定的监察规范行为文件，以及它们经本级监察委员会批准而制定的监察规范性文件，是否有必要作区分？应当认为，经本级监察委员会批准而制定的监察规范性文件，即便是以它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和派驻机构名义发布，仍应纳入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范围。
其价值在于，使得相应行政机关及时知晓有关文件，若其认为存在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规定，且主张适用己方规定时，便可及时提请有权机关裁决，以此维系监察规范、行政规范之必要协调。考虑到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之间冲突较频繁、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监察机关法律实施层面尚有余地、地方性法规在效力上可能低于监察法规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建议选取恰当时机激活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等主体关于监察法规的合宪及合法性审查要求权。按照《宪法》《立法法》《国家监察法》《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应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等多种形式。《监察法》规定了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监督四种主要方式。
{7}韩大元教授主张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可以采取听取工作报告、质询、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形式进行监督。以监察法规为例：首先，对于仅涉国家监察事项的，宜认定为监察法规，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及备案审查。
其审查路径如下：先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框架下作合宪性审查及备案审查，当有关党内纪检事项存在合宪、合法或适当性疑虑时，由其协调党内有关机构针对其中涉及党内纪检的事项作专门审查，后者虽在技术上一般不直接作出相关判断，但可指导、建议前者作出判断，即将意见答复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其名义公布最终审查意见并作注明。现行《监督法》第2章对专项工作报告议题的确定，听取和审议前的准备，审议意见的处理等事项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经过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检验，且没有与监察委员会性质和职权不相符的内容。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合署办公的体制，在实践中，此二机关在机构设置、人员身份和职权行使等方面是高度一体化的。二是经书面提出审查建议。
余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第二，监察委员会不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可以充分顾及监察委员会在性质和职权上具有的特殊性。如此规定显然不够，有必要从审查程序的启动、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予以体系化。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法规、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以事后监督为主，在事前监督方面秉持谦抑性。
有限监察要求形成监察组织法、行为法和基准法的融贯体系，以法律方式明确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标准，从而有效监督监察权的行使。建议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先依决定履行完整法定程序，并由相应机关及时开展审查工作。
从目前来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就监察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尚存疑虑，但不妨碍做此假设。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职权，其可以主动审查，也可以被动审查。
应当认为，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之设定初衷，是为了防止不适当规定公民权利义务、僭越国家机关的权限分工的各类文件出台，并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法律秩序统一。{5}李红勃教授认为在现实情况中，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以及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监督，基于机构、人力、专业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却非常有限。